铁门“吱呀”打开，时隔一年多，戒毒人员阿志即将踏出广东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（下称“省四戒所”）大门。
出门没走几步，坐在轮椅上的他在家人的搀扶下，颤颤巍巍站起身，向送行民警深鞠一躬，动情地说：“如果当时继续在外面，我的命可能早没了，谢谢你们！”
省四戒所是广东省病残戒毒人员集中收治的场所，该所一大队主要承担集中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员任务，高峰时曾收治400余人。
戒毒，既要戒身瘾，也要戒心瘾。艾滋病戒毒人员身体羸弱、心理脆弱，一大队民警用“三昧真火”，化解“瘾君子”们内心的坚冰。承担集中收治任务以来，一大队持续保持安全稳定“零”事故，在队戒毒人员参加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率100%。
上昧火“用情”：
一次握手卸下彼此防备
“防备”，是戒毒人员和戒毒民警初见面时，对彼此的普遍态度。
对于戒毒民警而言，“防备”更多在于害怕职业暴露。
一大队原副大队长刘斌还记得，自己2003年入行刚接触艾滋病戒毒人员，被眼前一幕震惊了：“有的人躺着动不了，因为艾滋病并发症，耳朵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流脓了……”
大队民警每天面对艾滋病戒毒人员，如果眼睛充血、口腔溃疡或鼻腔黏膜受损，这时即使是一个喷嚏，都可能引发职业暴露。
制止戒毒人员的过激行为，更是险象环生。一大队原大队长卢金虎早年处理过不少类似事件：戒毒人员相互打架，个别戒毒人员因情绪悲观、自伤自残、导致伤口暴露……
消除戒毒民警的“防备”，要靠专业知识和科学制度。
“其实只要科学防范，自我约束到位，是比较安全的。”卢金虎说。大队戒毒民警处理戒毒人员日用品时，要防止尖锐物品扎破手，工作后洗手消毒，尽量不把工作服带回家等。面对各类突发事件，民警也渐渐积累了丰富经验。
对于戒毒人员来说，“防备”在于缺乏信任。
大多数艾滋病戒毒人员不被社会接纳，很难信任别人。到了强制隔离戒毒所后，对民警不熟悉，又存在身份差距，往往会产生防备、抵触、绝望等心理。
民警从心底尊重每一个艾滋病戒毒人员，每天和他们“零距离”接触，用真情换真心，卸下他们坚硬的外壳。卢金虎说：“比如拿东西，我们跟戒毒人员都是手对手直接接触。戒毒人员出所，我们会合影留念，握手言别，不会把他们当另类。”
有的戒毒人员爱好下棋，民警主动和他们对弈，拉近距离；节日时，民警和戒毒人员聚在一起，做月饼、包饺子，谈笑风生；雨天，戒毒人员生病了，民警主动送他们去医院，帮他们打伞，摸摸额头看有没有发烧……
中昧火“用心”：
个性化戒治方案转化重点人员
应对艾滋病戒毒人员的各类突发急症、家庭变故，大队民警还要用心，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，为他们递上爬出毒潭的一根救命绳。
有次，戒毒人员阿志突发急症急需送外就医。由于长期吸毒，阿志肌肉萎缩、行动不便，刘斌和同事搀扶着他坐上轮椅、上车。做CT检查时，他们又毫不犹豫架起阿志上检查台......
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。民警经常饭吃到一半或半夜，就要随时出动，处理这类问题。
“没想过，民警会这样尽心尽力照顾我。”阿志有些意外，“感谢四戒所的民警为我治病争取了时间”。出所后，他给大队送来了锦旗，写着“关心关爱胜亲人，谆谆教诲记心间”。
支离破碎的家庭、社会关系，往往是压垮戒毒人员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在一次谈心中，有戒毒人员告诉刘斌，他家人曾对他说：“我们天天烧香，盼着你早点死。”刘斌听了心里很不好受。
民警常帮他们架起与家人沟通的桥梁，并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想方设法帮忙解决。
当戒毒人员阿忠得知15岁的儿子因艾滋病复发去世，顿时万念俱灰，整日捶胸顿足、嚎啕大哭，还试图撞墙轻生。卢金虎知道，阿忠想见儿子最后一面。经过申请，所里同意阿忠外出探视，大队派民警随他回家处理后事。
在太平间，阿忠抱着儿子冰冷的身体，泪如泉涌：“爸爸对不起你，若有来生，我们再做父子。”
“谢谢你们给了我告别、悼念儿子的机会。”回所后，阿忠情绪平静了不少。原本抗拒吃药的他，积极配合治疗。有新戒毒人员进所，他经常主动“现身说法”。
这些年，一大队通过定期筛查重点人员，用心制定个性化戒治方案，并运用心理辅导、危机干预等手段，开展教育矫正、心理矫治、康体训练等，转化了多名自暴自弃的戒毒人员。
“光用冷冰的制度，是暖不了人心的。”卢金虎说，他们要求每个民警都从自身做起，热爱生活，把爱传递给戒毒人员，帮他们看到生活的希望。
下昧火“用力”：
延伸帮扶让解戒人员重归社会
“警官，节日快乐，欢迎到我们家乡来玩。“每逢节假日，刘斌不时会收到出所戒毒人员发来的短信。大家认他这个“老大哥”，从健康状况到感情生活，大小问题都会跟他交流。
艾滋病戒毒人员在所内能得到民警帮助、照顾，一般表现都较好。但回到社会中，如果遇到困难，失去信心，受毒友教唆可能又会复吸，“有人出去之后，没有服用抗病毒治疗药物，加上又复吸，可能不多久人就没了。”卢金虎说。
年近50岁的戒毒人员阿明出所后，一直没找到工作，靠小偷小摸度日。大队借普法宣传的机会，辗转通过阿明的姐姐联系上了他，并跟当地禁毒部门和村委会联系，帮他找到了配送快递的工作，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。
阿明握着大队民警的手，两眼含泪，说：“我已经害了自己，害了老婆，不能再害孩子了，以后会踏踏实实的。”
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初期是复吸高危期。由于许多人谈“艾”色变，艾滋病戒毒人员比起一般戒毒人员，更害怕暴露隐私、被歧视，也更不愿意接受延伸帮扶回访。
“有的艾滋病戒毒人员，平常会把抗病毒药片装进糖果瓶里，说到上门回访他们也会比较警惕，害怕在熟人圈里生活不自在，甚至丢了工作。”刘斌说。
大队民警在实践中总结出一个经验：对戒毒人员的帮扶要做到回访窗口前移，在戒毒人员出所前，跟所在地禁毒办、社区康复工作站、家属等做好无缝对接，方便后续跟进。
“如果他们出所之后坚持服用抗病毒治疗药物，能达到体内几乎检测不到艾滋病病毒的效果，精神状态好了，基本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，就不会去碰毒品了。”刘斌说。
毒海无涯，刘斌也盼望着全社会成为“摆渡人”，让更多戒毒人员出所后能真正融入社会，摆脱毒潭，拥抱新生活，早日实现“天下无毒”。
（阿志、阿忠、阿明为化名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