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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 四川成都政法委员基层实操解难题
时间:2020-08-09 09:59来源:法治日报责任编辑:高翔

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马利民

吴红伟的一天是从一碗面开始的,浓郁的汤汁和丰富的浇头,以最快的速度唤醒味觉,按下工作启动键。再一次来到常去的面馆,老板一句“吴哥,最近忙惨了吧,看起来咋老了一截哦”,让吴红伟突然意识到,自己在政法委员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8个月。

2019年1月开始实施的《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》规定,“乡镇(街道)党组织配备政法委员……”为落实这一“党管政法”向基层延伸的重大制度安排,四川省成都市的许多人像吴红伟这样,走上了新的岗位,开始了新的工作。

政法委员这支队伍,正成为推动成都基层政法工作的重要力量。“成都在镇(街道)副书记兼任政法委员的基础上,全面完成全市261个镇(街道)政法委员设置。其中,73.7%具备政法综治、信访维稳工作经历,89.4%具有基层一线经验,有效提升了基层实操实战能力。”成都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。

搭建平台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

在乡镇(街道)配备政法委员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具体实践,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,矛盾纠纷化解的效果直接影响民心民生,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。如何实现从源头有效化解矛盾,吴红伟觉得首先要建立一个表达诉求的沟通平台。

吴红伟此前从事城管执法,从城管执法到政法工作,转变的不只是工作内容,还有思维方式。“压力真的有点大,一些矛盾纠纷稍微处理不好,就可能影响社会稳定。”一上岗,吴红伟就遇到辖区内三圣景区转型升级,其中涉及大量农用地拆迁和“大棚房”拆除。加之这次升级拆迁政府没有任何补偿投入,一时间矛盾纠纷激增。

“我是基层老兵,却是政法新人。”吴红伟表示,新工作需要花很多精力去统筹和协调。各有各的诉求、各有各的担忧,如何协调各方的利益,事关整个项目的顺利推进,也关系到社会面的稳定。搭建一个各方参与的利益表达平台,成为当务之急。于是,他召集居民代表、商户和有关部门,举行了一次坝坝会,大家在会上开诚布公地谈问题、谈矛盾,能解决的当场解决,不能当场解决的限期给答复。

像这样的坝坝会,吴红伟先后召开了10多次,成为解决拆迁矛盾纠纷的有效平台。目前,三圣街道的景区升级改造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。

“除了头发白了很多,其他的都还好。”乐观的吴红伟不避讳自己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,比如辖区内基础信息的归集、归类、归档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细化,除了征地拆迁领域,农民工工资等矛盾纠纷也需要更加有效的化解方案。

广泛动员凝聚多元联动治理合力

如果说,吴红伟因为升级拆迁涉及的矛盾纠纷是阶段性难题,那武侯区晋阳街道政法委员胡晓黎面临的就是长期性问题了。

2019年12月,在公安战线奋战20年的胡晓黎转岗成为政法委员。胡晓黎所在的晋阳街道,老旧院落多、人员结构复杂、少数民族混居等现实情况并存,综合治理压力很大。

综合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,需要综合施策,更需要多方参与。对此,胡晓黎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有直观深刻的体会。疫情期间,他一方面整合辖区内群防群治力量,第一时间进入小区院落开展入户排查、信息登记;一方面在公安机关专业力量指导下,组织群众开展治安巡逻、卡点检测等工作,严防疫情扩散蔓延。

“这是一次专群联动的生动实践。一方面我们核查清楚了辖区房屋情况、人口情况及二手房东的情况,另一方面完善了一标三实基础数据。”胡晓黎说。

为了构建禁毒群防群控网络,胡晓黎萌发了将外卖骑手纳入禁毒工作信息员队伍的想法。他先后与社区沟通,与企业协商,最后确定与一家外卖平台合作,组建“蓝骑士”先锋队,并利用社区禁毒宣教联络点,广泛接收“蓝骑士”反馈上报的涉毒信息线索,阻断外卖送毒渠道。这一机制建立以来,辖区禁毒形势明显好转。

主动求变推动政法工作提速增效

郑歆,80后,是大邑县沙渠街道的政法委员。郑歆相信科技的力量,在他的主导下,大邑县东部新城智慧治理中心应运而生。中心接入全镇345处监控点位,5处人脸识别系统,2处高清360度高空探头,融合学校、医院、企业、政府、街道等体系数据。同时,中心制定了智慧联动派单处置流程,建立多元力量参与处置机制,推进辖区派出所、“红袖套”群防群治队伍等专群联动。

智慧治理体系的建设,让郑歆体会到工作效率和精准度的大幅提升。今年春节期间,铁溪社区盛某在同学群开玩笑,声称自己刚刚去过武汉,消息一出,群里瞬间炸开了锅。郑歆立即在智慧治理中心调取监控,细致比对其行动轨迹,很快便查实消息为盛某造谣。最后,盛某录视频致歉,并在自己的朋友圈和微信群发消息澄清事实,让大家安心。

郑歆还积极发掘传统“无讼”思想在现代治理工作中的作用,探索将“无讼社区”打造为融合传统和现代的治理空间。

离智慧治理中心不远的东岳花苑社区便是他的试验场。这是一个超万人的集中安置区,在一段时间里,邻里纠纷、物业纠纷等问题时有发生,居民共建意识不强、新老居民融入困难等现实情况成为社区发展治理的短板。郑歆从搭建自治平台开始,先后推选了单元长、楼栋长和街长,设立了业委会、议事会和环境与物业管理专委会,制定广泛认可的《居民公约》和实施细则,培育孵化了沙渠红白喜事理事会等社会组织9个,积极开展“善良邻居”“孝顺儿媳”等评选活动,实现社区由“乱”到“治”的转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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